Isaac Mao

2007年5月在布达佩斯的中国和匈牙利研讨会上，我们围绕“如何消费中国—用叉子还是筷子？”做过一次有趣的辩论。那时“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 Wikipedia) 被Joshua Cooper Ramo 提出不久，包括中国官方也在研究这个理论对自身的价值，并开始接受其为可用的理论基础说明中国模式。所以会议中大家还在争论这个模式的可复制能力，还有本身的可持续能力。因为此前一直在学习多样性的理论，所以我把中国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归结为与北京共识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那就是“被释放的多样性”才是中国进步的真正驱动力。这个观点突然超脱北京共识的结构，让与会者惊讶，因为人们确实只考虑了政策面，而忽视了生产力本身。这就像大家只看到了谁解开了骏马的绳结，却忽略了骏马本身。所以当时恰好帮助大家理解为什么控制力那么强的中国社会，因为三种纠结在一起的复杂力量，仍然会发生层出不穷的社会安全问题，。

2007年11月参加的在大英博物馆的辩论更精彩，因为正好在“中国兵马俑展览”（The First Emperor: China’s Terracotta Army，被多方评为大英博物馆最成功的一次展览，策展人Jane Portal）的大背景下，更注重文化的传承角度。所以秦始皇帝的功绩和传承变成了讨论的主轴。英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不少，虽然各自有独立的观点，但是大多数仍然强烈认同中国的大一统政策的静态价值（例如统一的文字和书写方式），而忽视了个体创造者的动态价值。我很荣幸能够被卫报、大英博物馆和“中外对话”的发起人Isabel Hilton 女士邀请到这个辩论会中，在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女士发言之前，有足够的机会充分说明网络时代这种一统控制的遗风（Legacy）正在如何被崛起的草根力量所衰减，却共同作用了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辩论会的录音可以从卫报网站得到）。在荷兰的PICNIC艺术节、奥地利电子艺术节中，我也分别用分享主义(Sharism) 和“点击创造”(Creation At The Speed of Clicking) 的理论去描述了中国社会个体创造力的自由迸发，真正决定了中国社会今日的发展成就。

当然，除了把艺术(Art)、新闻学（Journalism）以及技术(Technology) 当作了爬山到达现代社会的三条轨道，还要加上另一个通路就是创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这是很多商业人才渴求改变自己的地位，同时也去改变社会的一个方法。如果把互联网形容为“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后一根神经中枢”，那么这个中枢(Hub)终于能够有机会把这几条轨道链接在一起，让他们相互融合，并可能形成新的信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前，这些力量被各自压制在罐头中，并用牺牲个体的个性来达到微不足道的共性，当数亿人民只能用同一个模式交易，GDP当然无从谈起。

所以，沿用那么多年的“控制”错误，终于在三十年前有了一个纠正的机会—- “释放”，虽然只在经济层面，已经足够打开这些罐头盒，让自由的创造力释放出来。随着前面几股力量的增强，社会的交易面开始放大，生产力循环促进，人们用不同的方法来模仿和创造出林林总总的交易模式。这些模式驱动着政策面前进，虽然无一例外是被动被拖动的态度，仍然无法回避跌跌撞撞走到今天的事实。对控制的释放之路，是改革开放运动走对的方向，也是从乡间野路并入世界轨道的明智之举。随着当年赤脚走上现代高速公路，人们开始在蹒跚中学会规避风险，想方设法升级他们的工具，从简单的步行，到豪华的配备。人们也开始遵守共有的价值（不管他们是否承认）。还会看到还有人不断横穿马路，有人可以随意运用特权不缴纳路费，还有人玩命地炫耀他们的喇叭或者强光灯，或猛轰他们的油门释放出黑烟。如果你看到有人在逆行，试图滥用这些公地，也不必大惊小怪… 他们没有看到背后的远方，却无法阻止社会的多样性洪流前进。

开放社会，就是这条高速公路的远方。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开始展现个体化(Individualism) ，而重新个体化后需要的新秩序正在矛盾中形成，社会性大脑开始进化为共同思考。人们不再满足于那些仍然在控制中的旧规则，却更倾向于遵循新的规则。这个由社会规范和法治体系组成的新规则必然会给个体更大的权力和勇气，所以本来的被耍弄者开始敢于抗争，甚至不惜代价，于是颠覆了一个个陈旧的观念。一些牺牲与愤怒，本不必要，但是也注定是新旧规则斗争的必然呈现，为破立做出了贡献。

几天前，在台北仁爱路上的一间办公室里，和张培仁先生做了两个小时的闲扯。虽然各自的经历不同，甚至本来永远没有机会碰撞。最后竟然从各自角度不约而同地说到了一个关键词，“求解”，但是相视而笑，就此打住，道别甚欢。我们都明白，无论是哪一条轨道，都是寻求同样的归属，或文化艺术、或新闻媒体、或科学技术、或商业贸易、或政治法律，都在求解的路上。远方在哪里，尽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