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纵火案

几天前和朋友们谈到TankMan的事情,过去了20年,还有机会知道他是谁吗?辩论的人中,有人不希望知道是谁,也有人有信心查出他是谁。我的断言是已经不可能知道了。对于历史事实,大部分人承认确实发生过这件事情(除了掩耳盗铃)。时隔20年后,仍然有新的事实透过不同资料形式重新翻出来,也反过来说明对这类事件仍然有大量的事实无法挖掘出来。事实集合是可以完备的吗(我更不敢提100%这样数学计量)?永远不可能,这就是一个基本悖论。当事实被探究出来信息熵增加的时候,我们当然有更多的智慧可能去做判断,问题是有很多因素让探索的过程收到阻碍。在事实可能随着时间增加的过程中,信息熵也可能同时在噪音和阻碍中沿着时间线减少。这就可能形成历史测不准

历史上就有很多这样的案子,有的甚至刚刚发生就会陷入测不准状态。新闻记者、犯罪学家和历史学家也只能靠有限的信号去做解读,但往往因为不同的立场而将这些有限的信号串联形成不同的结论路径。到最后,最公平的做法也只能让他们在那里共同呈现出来,变成佯谬(Paradox)。“国会纵火案”(Reichstag fire)就是这样一个案例,说来并不有趣,因为从这样一个事件所串联的很多世界性悲剧是永远让人们难以承受之重,但作为哲学分析值得一提:

“国会纵火案”发生在1933年2月27日,柏林消防队于晚上9时14分开始接到德国国会大楼火警报告。火情同时发生在几个不同地点,但当消防队到达时,主要的议会大厅发生爆炸,燃起大火。警察搜索现场时,发现一个赤裸的冻得哆嗦的男人,这个人叫凡·德尔·卢贝,是荷兰共产党人,一个失业的建筑工人,在此前不久才到德国。— [维基百科:国会纵火案]

单从这样的信息,人们(有人说“连傻子”都)可以立刻做出简单判断。操纵媒体的人自然知道如何加强引导这种假设,并放大单一而且确凿的结论。加上后来凡·德尔·卢贝“之供认不讳”,共产党“故意纵火”的罪状基本定型。新的《国会纵火法令》和“人民法庭”由此形成,由此事件,德国全面进入了国家社会主义时代,并一步步引出烧遍世界的战火。

可是真相究竟是什么?

假设有一个真相存在,一个人(不是其他动物)可以有几种方式到达它:1. 她可以抽签,这是一种最原始朴素的捷径。对一些二分的结论,她也许扔一个硬币了事,说不定碰上的就是真实结论,当然或者完全错误;2. 推断,需要通过调查和了解获得一些基本的事实和微结论,沿着互相不矛盾的思维路径,也许可以得到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但是在已知事实不能证明或者证伪的情况下,也可能是错误的结论;3. 她还可以参与公共辩论,可以说是社会性的推断,她们比单个她更能够获得相对完备的事实,或者共同过滤掉更多的噪音。社会性的方法随着参与尺度的增加,是有机会覆盖到证明和证伪的最大路径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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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方法,人们可能每天都在反复运用。因为不完备的现实,所以增加了人们认识真相的复杂度,也是有史以来社会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最可怕的不是个人的判断失误(即使她用抽签的方法),毕竟伤害比较小,也有机会改正;最大的灾难来自于国家所创造的强制路径。中国人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的就是武断的路径选择,透过单一的言论选择让事实强度迅速衰减,然后很快达到一个“佯真”(Truthiness)。这样很容易构陷无罪者冤罪,也纵容有罪者脱罪。新闻学和犯罪学的目的,旨在增加事实的证明和证伪上的强度,虽然不能直接带给我们真相,至少减少了抽签导致的的高错误概率,或有利于绕开强制路径。推翻新闻学和犯罪学的基本存在,就会马上陷入佯真:看上去是一个基于“确凿证据”的结论,其实是“千疮百孔”,与真相完全背离。用这种“结论”去定罪或者采取行动,不但没有正义,会陷入不可预测的灾难。

在“国会纵火案”中,就是这样的情况:

凡·德尔·卢贝经过严刑拷打后,承认国会大厦是他纵的火,是为了反对纳粹党。经过和德国共产党领袖同时进行的审讯,根据《国会纵火法令》,于3月1日宣布共产党意图暴动,因此为非法。第二天,冲锋队占领了全国所有共产党党部,德国共产党是第一个被迫退出国会的党派。— [维基百科:国会纵火案]

在社会性媒体刚刚起步的今天,透过更多可见的辩论虽然不能探究到所有真相,但是至少明白任何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更何况真相的逼近过程往往很艰难,容易随着时间箭头衰减到难以捕捉。Tankman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朝剩余事实无法探究,信息熵就再难以再增加,已有信息强度还会衰减。而随着时间箭头到达一定点,即使这些障碍完全解除(例如档案解密),强度已经极度衰减的事实组合也无法再补充到完备的事实,所以就会完全测不准,再也无法解答谁是王维林。时至今日,历史测不准原理让我们必定再也无法得到“国会纵火案”的真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审判战犯时,德国将军弗兰茨·哈德尔宣誓书面供认:“在1942年元首生日午宴上,当大家谈论国会大厦的建筑和其艺术价值时,戈林大声说:‘只有我才最清楚国会纵火案,因为火是我放的。’他一边说一边拍自己的大腿”。但戈林在审判中完全否认。目前对国会大厦纵火案的起因历史学家们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凡·德尔·卢贝出于个人原因放的火,被纳粹党利用了;另一种认为是共产党策划凡·德尔·卢贝放火;大部分人认为是纳粹党策划的纵火。— [维基百科:国会纵火案]

以上一些内容也只是对维基百科中文版的一些整理所作的思考(英文版更加详尽一些),这些片面的事实其实难以让我再做结论判断,否则又陷入了另一个自我结论路径。我不想这样做,但是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推断,或就此而公共辩论,让我们对逼近真相一些更高的概率。路径强制仍然在今天仍然不断发生,酝酿着更多人类的自造悲剧。个体如果缺少新闻学素养,就会每天在匆忙地做出各种结论,或者跟从某些结论,重复得到和国会纵火案一样的佯真悖论。在这个意义上,路径强制者就是纵火犯。

国家会纵火,你敢相信吗?

  • 小石

    介绍一个反过来的,真相清楚而结论却不断被演化的例子。

    前两天刚看了黑泽明的《生之欲》,在政府部门供职30年一个老科长,临退休时醒悟到30年忙忙碌碌实际上却什么也没干,开始真正跑各个部门,帮当地老百姓建起了一座公园。公园建成,老科长死了。一些政府部门的同事,包括在公园落成典礼上致辞的副市长等都聚在灵堂前送别。一些市民也来给老科长送别,记者也来采访副市长。大意是问副市长:听说因为老科长公园才建起来,是不是这回事?副市长觉得这种问题似乎很好笑,政府是一些相互协作的机构,不是靠一个人就能怎么样。

    回到灵堂前的副市长把这个话题轻蔑地扔给了在座的老科长的家属和同事,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极力否认公园之所以能捡起来主要是因为老科长的功劳等等,灵堂前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反思,非常有趣。

  • 田园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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