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aac Mao

网站被升级中，暂停更新或者功能动荡一段时间。

这可真是比贾樟柯令人感动多了！你都忍不住想再寄一张。

还有更多。。。

“郭宝锋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

大家都知道谷歌是被绿坝们做了，所以李开复也急火攻心，住进了医院。好好地过尊贵日子，突然变得低俗下作。里外不是人，谁都觉得委屈，这哪能不急呢。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问题不是一天突然发生的，谷歌中国在公关策略上的失误，对社会情报的轻视，在对待政府关系上的暧昧表现，以及失去群众基础都是今天这种局面的内在成因。在两年前给Google 创始人的公开信中，我已经提醒了Googler们如何运作谷歌中国的原则：一味顺从和妥协，只能被当作鱼肉，不光被觊觎，而且可能被阳谋玩弄。今天的事实就是如此，在妥协中失去了自己的支持者，只能让操纵者感到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作为中国业务的执行者，开复不上火才怪。

当然，战略是无穷的。如何在危机中获得新的商业机会，能够置于死地而后生呢？Eric Schmidt 的表态看上去有点“远交”的味道，可以视作战略的一个言论准备，关键是中国的管理团队如何巧妙地利用眼下的弱势巧力而为，创造新的公关契机，甚至奇迹。

同样在那封春天的公开信中，我强调了“草根”的重要性。公司大了，就容易玩弄权势，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然后就忽视了个体用户的存在。谷歌中国显然是如此类别，除了花钱方式类似美国母公司，却并没有什么原生创新力。在产品策略上，除了一些奇技淫巧的混搭应用，基本上拿不出上台面的作品。那个免费音乐的服务，更是不伦不类。似乎是进攻性武器，又羞羞答答，不敢出击，连自己的域名都不敢用，所以也必然毫无作为。

无常的政府是争取不到的，即使私下达成协议，也会过期作废。相反，争取民众的支持才是谷歌能够生存而不是苟活的根本基础。虽然今天重申公开信中利用Adsense 的纯商业策略已经有些过于单一，但是这种思路并不过时。用合法、持续和纯商业的策略，远胜于玩弄技巧。政府公关是必要的，但是都当作是敷衍之道就够了。在“谷歌门”事件中，虽然已经陷入无法可依的状态，翻盘的时候，却仍然要步步循法，让构陷者掉进自己的洞里去。

延续草根的思路，与草根媒体协作，是谷歌唯一的出路。在当夏流行的Tee潮流中，谷歌不妨和Da Code或者GeekCook等团队合作，为Google Adsense 用户提供一大批清凉T恤。爱穿者，必然为谷歌的支持者。有符号的串联，谷歌就不会再次错失和草根的并肩机会了。

当然，也许聪明的谷歌人也许有更多以上原则下妙法，只要不是那些高考地图之类的雕虫小技，或者到大学演讲之类的浮名燥物就可以了。商业不纯洁，但是纯洁之心可以做持久的商业。

//南都专栏的内容略有和谐，请好事者自行用绿坝比对（主要是最后一段）

也谈对话

毛向辉

胡泳因看到了一些“网络意见领袖”在线上争吵的背后伤害和未来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由此对中国社会是否有对话精神产生了极大的隐忧，所言极是。 我在推特(Twitter)上转发了他对哈维尔对话精神的《八条对话原则》，引来了一大批的锐推（相当于邮件的转发）。其中有一条很有趣，作者也是一位知名网人。他为八条原则增加了一条杜撰的尾巴：“后来，哈维尔到了中国，体验了一把中国特色国情。回到捷克，哈维尔翻出《对话守则》，增加了第9条：遇到傻逼，还是要骂。”一句话道出真谛，再怎么样做出尝试对话的样子，最后还是终止于一个词— “傻逼”。

所以中国人的国骂就是锁上对话之门的钥匙。话一出口，钥匙就断在了锁里，立刻失去了尊重的底线。门关上，就只能变成隔墙对骂。于是骂不绝口，口无遮拦。上至父母，下至体物。围观人群也是随时参战，一时间硝烟弥漫，战鼓喧天，一地鸡毛。这时候再拿什么冷静、理性来说话都为时已晚，如同用超七十码的车速根本刹不住一样。

这当然不是对话的方式，连辩论也都算不上。到了民主社会，辩论是必要的，因为其信息的最大呈现和逻辑推演，可以作为分歧存在，也是必要呈现手段和最优选择的基石。但是对话更是日常需要的，需要融合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对话，连辩论基础都无法达成，更不用说议事。中国现在有一批有热情的行动者，例如袁天鹏，正在努力推进罗伯特议事规则等议事方法。但是也时常因为对话文化的缺乏而无法进入到议事规则本身，这样就导致了难于前进的僵局。

对话为初，有对话，才有游戏规则的共识。然后才有辩论的氛围，此后才能谈到议事。对话之初的最大敌人就是威权，中国人在家庭内部就有压制的传统，进而延伸到教育和社会。“傻逼”其实就是威权的一种，是人们无法控制对方时所扔出的脏弹，和“老子要教训你”的直接控制没有差别。但是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父子无法对话，师生无法对话，官民无法对话，无不源自对这个“初”的损害。想建立民主社会，一方面要将威权解构，另一方面还要建构对话框架。

著名量子物理学家大卫·玻姆(David Bohm)对量子理论和神经科学贡献卓越，还参与了曼哈顿计划。但后来却因为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而被迫离开美国。于是他用其余生去研究对话的问题，这就是后来在学界商界政界都有深刻影响的“玻姆对话”(Bohm Dialogue)。其中包含了颇为人性的“不可协商”概念。他认为人和人之间差异过大，大部分情况下难以协商，也无法用逻辑和理性达成一致，很多不经意的争执都来源于此。既然承认“不可协商”的天然存在，却仍然要形成共识，就要用更有群体性和社会性的方法来转换“不可协商”的焦点。于是他和后来者（例如，彼得·圣吉等）也都提出过很多对话原则，经过教育体系的尝试，渐渐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的很多层面。

玻姆对话中主要强调“自由空间”(Free Space)，保证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群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也就是在合适的对话尺寸下，所有的对话者应当遵循四个原则：1. 对话各方先不要做出任何决策；2. 暂停对别人意见的判断；3. 同时每个人应当足够开放透明（在第2点基础上才容易做到）；4. 在别人的基础上提出更多的建议。这几条原则看上去并不艺术，但是却时时能够帮助消解那些不经意的伤害，可以引导一个对话过程慢慢走上建设性。这些原则看上去简单，却很难在真实世界中得到实施，最好从很早期的教育中得到训练，这样才不至于出现难解的死结。当下中国社会，止损和维权虽然是第一位，从孩童就开始建构对话机制也刻不容缓。有了这些基础，才有更高水平的对话和群体的智慧，民主也就不是空谈了。 

“绿坝”事件是一个典型的对话失败案例。因为整个决策过程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对话过程，而政策制定者在事件被媒体披露后一再丧失了对内对话的良机。直到最后演化成为一个国际贸易争端，才不得不尴尬收局。这个暂停强制实施的结果虽然是受到欢迎的，可是过程的流血非常多，甚至严重地割裂了一个社会。免费的对话被推成了昂贵的与虎谋皮，不得不说是一个糟糕的反例。当然对老虎可以最终关进笼子进行教训，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不用笼子。相反要记得我们本来是为了打破笼子，所以眼下最需要的是一张张圆桌。■

从前思考过使用Google Reader 创造社会神经元效应的想法，最近发现Google 在社会性神经元的发展上有了更更多的进步。Google Reader 能够迅速地把一段信息块(主要是来自RSS格式）透过多种方法与其他社会性管道上的应用连接起来，分享(Share)、标签(Tagging)和邮件(Emailing)是Google Reader的几大法宝，而且都能够用键盘的快捷方式实现。所以把一些有趣或者重要的内容快速传递到其他管道变成了瞬间的事情。从技术架构的角度来看，Google的很多服务已经符合了社会性管道的基本特征，以Google Docs来说，就是非常更好的社会性管道实现的典范。

Google Docs支持很多种工作文件需要，例如文字档、幻灯片，还有电子表格。每种文件都可以邀请别人来参与协作，或者前来围观。而最妙的是，Google Docs可以用秘密网址的方式（也就是一种看上去很复杂的网址），让围观者也不知道这是谁发明的作品。这种方式可以最大程度保护作者的言论自由，增加了社会真相的释出几率。最重要的是，这种设计增加了分享接力的可能性，也就是一个分享能够刺激被分享者进一步的分享行为。这就是我最关心的社会性媒体的核心动力，也就是沿着社会性网络持续地把一个媒母（Meme)传递到六度空间，这样的体系是无法被封闭的。如果这种媒母能够穿过不同的系统，就可以进入社会性管道，让信息更加自由地流转到任何可能的方向。唯一最可怜的是那些信息的审查者，也就是老大哥(Big Brother)。当他想要去阻止可见的信息时，信息已经弥漫到整个信息空间，而且传播管道已经不是初期的一两条，而是成百上千条。

一个例子，“2009匿名网民宣言”的幻灯片是一个Google Docs 幻灯片。你可以浏览这个幻灯片，还可以简单地在浏览后点击“复制”，就可以把它保存到你的在线文档中。此后，你可以透过电子邮件邀请更多人来访问你的复制品。这种接续过程非常奏效，不但加速了传播的过程，而且每次接力还都有变形的可能，加上你的创新想法。这就是信息的遗传和变异，并且有机会产生新的“物种”。那份宣言的最早版本是文本形式的，现在已经演化为了各种形式，接续创造和混合创造就这样发生了。

当然有人说在幻灯片的第十三四页选择岳敏君的“大笑”图片不合适。因为他虽然在作品商业化方面很得开放的好处，却是一个对自由困惑的人。因为创作“戏谑”学生运动的作品《自由引导人民》，他也因此成为了被人诅骂的对象。加上2008年顺势反法，高调抵制在巴黎的艺术展，他的思维高度确实受到了质疑。但是其实对艺术家的要求不需要那么苛刻，他的作品可能有表现人性的侧面，但并不一定要求他本人也有多么高尚的诉求。其实对作品的解读也是一个切面的演绎而已，他的其他作品《处决》因为矛盾的表现，也获得了天价的拍卖结果。不管如何理解，他自己并没有吃亏。至于在宣言中使用他的作品，可能是更好地佐料吧，见仁见智。除了他的《大笑》系列，那幅《自由引导人民》并不多见诸媒体，我看了也是不知如何诠释，反倒觉得五味杂陈。我也相信经历过六四的人绝对有不同的观点，或者会根本从情感上无法接受。但是单个人生渺小苦短，别人的感受就让岳生自己慢慢去领悟吧。